略谈“韩荆州现象”与荆州形象
2020-10-08 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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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谈“韩荆州现象”与荆州形象

         

                   文 / 任善炯


      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荆州赫然位列九州之一,后经历朝历代,均建州立府,或统领江汉平原,或管辖两湖流域。诸葛亮在其垂名青史的《隆中对》中,对刘备直陈荆州在天下九州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荆州作为古代中国的区域文化中心,一直是物阜民丰、九州通衢、兵家必争之地。得荆州者,退可据守富庶之乡,进可赢取天下江山。荆州形象可谓名闻遐迩,是中华民族一代代有志有识之士倾慕向往的地方。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中,与荆州有密切关系的名臣名仕不少。在汉唐盛世、宋明繁华之时,天下文人墨客与名士贤达几乎都会寻找机会游览江汉、拜谒荆州,以曾到荆州“鎏金”为荣。至于因皇恩浩荡,敕封至荆州为官者,其中大多数人或因荆州为兵家必争之地,或因荆州土地肥沃、物阜民丰,或因荆州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民风绮丽炫彩,使得戍守或坐镇荆州的官员沾了荆州的光而声名远播者,为数不少。但只有很少几位奉旨来牧放荆州百姓的官员,因了他们个人的独特才能或优秀品格而为荆州添彩,以他们的形象而使荆州的名声感召天下。盛唐时期被誉为"韩荆州"的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盛唐时期,韩朝宗这个人比较有名。据史书记载:这位长安籍的名仕韩朝宗,在盛唐历任过“大唐吴兴郡别驾、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山南东道采访使、京兆尹”等重要官职。京兆尹的官衔不可谓不大,是当时京城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比照一下当今的京城第一执政官员,也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荆州在唐代也不是个普通州府,而是直接隶属于大唐朝廷的都督府,大都督由朝廷二品以上重臣兼任。韩朝宗是荆州大都督府的长史,相当于代理大都督直接管理荆州政事的常务高官,并且他还兼任隶属于荆州府的襄州刺史。这应该是一张亮丽重臣名片。荆州因为有这位善于举贤荐能的“韩荆州”,让天下的贤能英才与报国心切的有志者慕名奔赴荆州。这位“耻用钩距得情,好以春秋辅义。奏事尽成律令,为吏饰以文儒。上悦其醇,方委以政”的韩朝宗,在荆州长史任上的确甘当“伯乐”,精心举荐贤良。有史可查的从荆州大都督府衙中任职的官员中,被举荐到大唐朝廷担任要职,后来官至御史、尚书、宰相或公卿一类重臣的人还真不少,譬如他曾经推荐给朝廷的崔宗之、严武、蒋沇等人。

      经韩朝宗举荐的崔宗之,担任过左司郎中、侍御史,是史上知名的“酒中八仙”之一。韩朝宗举荐的严武,担任过成都尹,两次镇蜀,以军功封郑国公。韩朝宗举荐的蒋沇,担任过刑部侍郎、删定副使、大理寺卿。韩朝宗举荐的李适之,担任过秦州都督、左相兼兵部尚书…… 韩朝宗的举贤行为,不仅在当时即传为美谈,而且在唐以降的历朝历代文化名仕心目中,“韩荆州”这个名字也倍受景仰。可谓是中华历史上著名的“韩荆州现象”。

      稍懂历史文化的和文学常识的人,大略都知道这个享誉史册,为荆州增光添彩的典故来历,与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关。李白曾经字斟句酌地给韩朝宗写过一封书信,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与韩荆州书》。李白在这封自荐信中引用了在大唐朝廷内外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真是“人因美名传,地因名人扬 !”

      “韩荆州现象”之所以在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中间成为一种景仰现象,这应该与历朝历代的苦读诗书者都渴望能有所建树、成就光宗耀祖、名扬后世的事业。但是,他们往往又入仕无门。中国古代书生与士人阶层,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企盼用自幼刻苦笃学,长大入仕从政,藉此建功立业,拯时济世,安身立命,留名青史。但几年才举行一次的科举选官制度,让绝大多数读书人倾尽毕生之“头悬梁,针刺股”的苦读诗书,也很难像“范进中举”那样享有金榜题名后大喜过望的疯狂。名落孙山的痛苦噬咬他们的心灵,空怀一腔壮志才华。仰天长叹,只有怀才不遇的悲怆伴随他们沉沦哀怨的一生。

      在唐代,一些尚未入仕而又饱读诗书的才子们,多向社会名流和权贵上书自我推荐,盼望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引见,希冀他们在“举贤良”中让自己有幸踏上一条做官的捷径。自从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上疏《举贤良对策》之后,历代的朝廷官员中都有以向朝廷举荐贤良、援引才能之士为己任者,其中不乏一些识才爱才、清正廉洁、举荐出旷世贤良或治国英才的朝廷重臣。担任过唐代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韩朝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因向朝廷举荐了严适之、崔宗之、蒋沇、房习祖等名士,而享有奖掖后学的美名。

      唐代开元年间,30岁出头的李白从四川“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滞居安陆的碧山期间,尽管凭借才学诗名,有幸娶了从前朝宰相退隐的许圉师的女儿为妻。但那时候唐朝的官风好像还比较正,严格靠金榜题名,科举入仕,李白没能靠裙带关系出任什么官员。尽管李白自我安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但他苦于没有入仕的出路,渴望有一天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给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韩朝宗写了那封自荐信,即有名的《与韩荆州书》。

      在信中,恃才傲人的李白开篇就对韩朝宗大加赞誉:"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当然,写信的正题是自我推荐:"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其入朝为官心情之迫切、对韩朝宗寄予的厚望,跃然纸上。然而,这位提携了不少后学为唐朝重臣的韩朝宗并没有推荐李白,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也许韩朝宗认为李白虽然才华横溢,但任情不羁,书生气太浓,并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吧。从历史记载看,唐朝的荆州不是一般的州郡,而是朝廷直属的上州,州官不是刺史,而是朝廷重臣兼任的大都督。作为辅佐大都督掌管荆州政务的长史韩朝宗,在荆州虽没有太突出的政绩,但为人品行端正,官声不错。看来,他也不是随便向朝廷推荐人才的。

      尽管李白没有凭借这封蜚声朝野的自荐信《与韩荆州书》获得官职,却为当朝与后世推陈出了影响深远的“韩荆州现象”——国家与社会需要举贤荐能、择优而士的选拔人才机制和路径。那么,被李白赞誉为“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韩朝宗,历史是怎么认定他的官声,给予“韩荆州现象”什么样的评价呢?尽管他向大唐朝廷举荐了严适之、崔宗之、房习祖等这些贤能名士,但史书上也只有语焉不详地简略记载。倒是李白的那篇《与韩荆州书》给他扬名后世。

      唐朝以降各朝代的官场和文场上,均以“识荆”作为文化典故,颂扬那些能识别千里马,善举荐贤良雅士的官员。除了李白在《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中继续吟唱“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宋代诗人李处权长叹“未识韩荆州,不敏怀愧赧”,还有宋代诗人陈著也有“生来欠识韩荆州,我亦自分陈无己”的遗憾;诗人张嵲盛赞举贤良者“杨公举世称贤侯,好客不减韩荆州”的评述,更有明代学者章懋《与张都运吉》书中直抒:“愿识荆州,为日久矣!”

      正因为“韩荆州现象”对中华文化与朝政治理的影响深远,以至于在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也用韩荆州的典故来谆谆教导我们的党员干部。他不仅要求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当举贤荐能的韩荆州,还特别引申出了工农兵群众更是最能识别贤才的“韩荆州”。应当说这是对历史上的“韩荆州现象”做出的最权威的引申和解读,也是对“韩荆州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和人才政策的最有时代意义的链接。

      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一个很长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谈到1942年的整风时,他以“韩荆州”的话题,对延安的知识分子们讲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 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为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就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话剧)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

      毛泽东主席对千百年来传扬的“韩荆州现象”的新解,注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灵魂,给投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指明了铺满阳光的大道。

      饶有兴味地是,检索延安革命历史典籍之时,我们发现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期间,也曾对“韩荆州话题”作出过同毛泽东主席相同的解读。他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者说:你们要看得起工农兵。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当时对“韩荆州话题”比较一致的看法与解决思路,是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才会更有作为和成就。毛泽东主席在三年后再次将这个话题做出了更加清晰透彻的阐述。他列举的工农兵“韩荆州”分别是:当时延安农具厂的司炉工赵占魁,逃荒到延安种地的农民吴满有,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的一个副班长张治国。这三位普通人都被评为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分别在延安时期的党的重要会议上,以古为今用,以史喻今,借用历史上的“韩荆州现象”来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政策和人才观,为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有志于献身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有识之士,指明了奋斗进取的方向,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志向。而从“荆州”这个特定的地域文史来看,这应该是为荆州做了个最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最深远的形象宣传,甚至可以用当今的新闻用语来说,是做了一个大广告。

      文化人励志取仕,从政者心切,可以理解。“读书当官论”延续了几千年,影响了一代代寒窗苦读的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深入到了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所以想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值得尊敬,想通过朝廷重臣和名仕“举贤良”为官的人,也应该尊重,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所以,自古以来,无论是举荐别人,还是求助于有社会名望之人推荐自己,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常有的事。在当今社会,一个干部想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来为社会、为群众做点事,实现自己的抱负,更无可厚非。各级“韩荆州”更要有伯乐胸怀,扬清激浊传正声,举荐贤良兴邦国,尤其应该提倡。毛泽东主席对“韩荆州现象”与我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解读,古为今用,升华内涵,注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确是一种伟大创举。

      要很好地解读“韩荆州现象”,关键还在于首先要端正贤能英才渴望施展抱负才干的思想和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它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初衷心愿与躬行效果。而这些实践检验就离不了人民群众这些“韩荆州”的把关。有才能、有理想的人,施展抱负才干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这些人民的“韩荆州”谋求福祉,而不是做官当老爷。只有老百姓认可了他的才能,证明他能够在做官期间造福一方,以口碑心碑树立于民众心目之中,这才具有留名后世的根基。正像毛泽东1944年8月12日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说的那样:"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 毛泽东主席的这种谆谆告诫,的确是当今社会从政执政者要铭记于心的。如果只走“韩朝宗”的路子,根基是不会牢固的,而且于人于己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在世事莫测的社会发展变化中,很难免不在风浪中翻船。

      在当今之世,那些寄希望于靠有权有势的执政官员举荐当官,恐怕难得实现“梦想”。因为今天的官员叫做“公务员”,毛泽东主席更是明确指出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当然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认定推选,从理论上来说,任何级别的执政官员,都应该经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因为人民群众才是举贤荐能的“韩荆州”!这是毛主席说的。但在目前的现实社会中还难得做到,不过,它应该是我们执政党努力的方向。

      笔者检索和研读毛泽东主席对“韩荆州”的全新解读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我的家乡——中华九州之一的荆州。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执政荆州的官员中,也曾有过头脑清醒,党性很强,为官清正的“韩朝宗”。尽管那时候还是分治的荆州地区与沙市市,但两地的执政者为了发展经济,振兴地方工农业,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从本地的工人、农民、店员中不断选拔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或企事业领导层之中,还用各种办法从全国各地引进各种专业人才,弥补本地专业技术人才的不足。像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全国各地引进的工商业经营人才,六十年代引进的轻纺企业的技术人才等等,一批又一批来自上海、北京、武汉、东北、华北各地的技术专家、技术工人,为当年荆沙地区的经济社会与工厂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候,荆州的农业生产快速发展,沙市市的轻纺工业迅速跃居全国中等城市的前列,成为全国有名的“明星城”。因为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开门广纳贤才,礼迎各地贤良,在很长时间内,不仅本地读书出去的人才纷纷要求转回故乡,愿意为荆沙的发展效力,而且外地的很多人才也通过各种路径转调到了荆州地区和沙市市。

      于是,荆州地区有了“大荆州”的美名,沙市市也成为享誉全国的“小上海”、“小汉口”和“明星城”。那时候,执政荆州地区与沙市市的官员们,是否有意效仿“韩荆州”而再现“韩荆州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的领导方法与施政措施,的确再现了“韩荆州现象”所赢得的良好社会效果。

      今天,我们再来审视与品评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建立荆州市以来二十多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状况,只要稍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有家国天下情怀、有忧国忧民思想的人,都会感觉到而今的荆州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建设中,不仅远远掉队于全国中等城市,也名落湖北省内同等城市之尾。不仅现代化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底气不足,本地经济社会的各种硬件与软件条件囊中羞涩,入不敷出,地方财政收入穷困到给机关干部员工发放工资都难以得到保证,每每尴尬到“无米之炊”的穷困潦倒时。只好向省里借钱来维持生计与保证庞大机构的运作。

      深究一下原因,除了几届执政荆州市的官员能力与才干的欠缺,更重要的就是荆州市各大权力机构、部门中的人才极度缺乏。执掌各个领域的人没有什么能力,没有才干,没有专业技术,没有发展谋略,不能开拓创新。他们最好的成就就是保证在工作中不出纰漏,守住一份安稳。靠这样的人来夯实荆州的社会经济基础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还能指望荆州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事业快速发展与腾飞吗?这些主政官员才智平平、能力弱弱,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官员几乎都嫉贤妒能,他们害怕弱将部下有强兵;害怕其部下有强兵“功高盖主”,那样就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乎,荆州就不得不面对“荆州形象”问题了!

      说到“荆州形象”,而今荆州人外出到他乡,往往只能和别人谈历史上的荆州,谈争雄天下的楚国掌故,谈叱咤风云的三国故事,谈唐宋时代的人文荆州,而一旦谈到当今的荆州,荆州人就只好听外地人对荆州市的差评了。各地的人们景仰荆州的历史文化,却对荆州的现实状况则尽在一声长叹里:荆州这些年落后了……荆州从原来名列全国前茅,掉落到倒数第几名了吧?……荆州现在湖北省内还不如一些县级市,唉……

      荆州形象如此今不如昔,如此让荆州人羞于说“我的家乡荆州好”,荆州形象在全国一落千丈的原因究竟在哪儿?原因当然很多,因为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要点,暂且放下不谈。还是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谈论“韩荆州现象”与荆州形象吧。

      进入新时期后的荆州。特别是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之后诞生的荆州市,在荆州市建市的前二十年内陷入了“人才饥荒”,主政荆州的执政者中没有了韩荆州,只有“花荆州”、“草荆州”之类,也毁弃了历史留给荆州的美好声誉“韩荆州现象”。荆沙合并建市之初,以原荆州地区领导层的原班人马为主,强势入主荆州市各级领导班子,而原沙市市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各企事业的领导集体基本上被否定或者被摧毁。于是乎。新的荆州市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进入了“天下大乱”,各个派系争雄,权利再分配,人员大洗牌的混乱局面。原沙市市的各级行政部门领导人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与技术人员无可奈何地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朝不保夕的凄惶境地。因为那个年月流行在荆州民间传说颇为生动形象: 入主荆州的某位手握重权的“某荆州”在研究干部任用的会议上曾声色俱厉地公开放言道:不是我方带过来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任用。在这种任人唯亲、任人唯熟的干部政策阴影下,其中一些有门路的人忙于贿赂新主、投机钻营以留任或晋升,自知无望的人或者不耻于行赂留任的人,赶紧逃离荆州,他们自信凭借自己有技术、有能力,有专业特长可远走他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在那种社会环境气氛中,本地一大批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和有领导能力的中青年干部“孔雀东南飞”了。而外地学有所长、术业有专攻的技术人才,谁还能奢望来荆州落户、期望在荆州大有作为吗?谁还能期望荆州有“韩荆州”那样的执政者能举贤荐能予以重用呢?

      “荆州形象”的衰落,连带而出的“人才荒”,更让人痛心疾首!荆州市的中学应试教育,很多年来都在全国高考升学率上名列前茅,每年都有大批优秀的荆州学子进入全国各大名校就读的大学生。但是,从荆州走出去的大学生学成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回到荆州市来为家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效力的。因为他们深知荆州并不重视人才,执政荆州的人不仅缺乏当代发展科技事业的大视野,不少人还固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入住”的偏狭自私心理,容不下有比自己强的的人才进入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害怕高科技人才回到荆州对自己的固有利益造成威胁,更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被人取而代之。在这种“弱智的当权者乐于管辖更弱智的人,由更弱智的人继任弱智的当权者”的思维怪圈的主导下,主政荆州市的官员就沦落到了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思维逻辑:只有“一代不如一代”才是他们认为最稳妥、最放心的领导模式。用这种领导模式来发展荆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那也就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荆州市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大展宏图的未来吗?

      谁都知道,在当今的现代化、工业化、科技化、智能化的经济社会中,地方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靠的是人才。各种行业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而具有悠久传世“韩荆州现象”的荆州市,在这些入主荆州市的执政者们自行制定的帮派体系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以及“一代不如一代”才更让执政者稳妥放心的领导思维定势的驱使下,却完全反其道而行,排挤、禁绝或扼杀比他们强势的人才进入他们固守的利益圈子。那么,现在荆州市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就只能落伍全国,落后全省了!他们也许不懂得荆州的历史文化传统,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名扬华夏、载誉神州的任人唯贤的“韩荆州现象”,就产生于历史上唯贤是举、唯才是用的荆州市。在封建皇庭社会中诞生的“韩荆州现象”与载誉历史的“荆州形象”,就这样被这些挂着中共党员头衔的当代官吏们,抹黑了,毁弃了!

      荆州市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现状的确落后于全国,令人扼腕叹息,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荆州毕竟是诞生过“韩荆州现象”的荆州,毕竟是在历史上有过长期载誉华夏的“荆州形象”。毕竟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充分肯定过的“韩荆州”。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给“韩荆州现象”的全新解读,并赋予的崭新的、满含革命意义的新内容,给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指明了用人唯贤、用人唯才、用人唯德、用人为民的方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年在延安给“韩荆州现象”的全新解读,应该是给荆州做了一个最有意义的宣传。今天主政荆州市的领导人,倘若能充分用好“韩荆州现象”这个新典故、新解读、新思路和新运作方式来宣传新荆州,应该比前几任执政荆州的官员们为宣传荆州而病急乱投医,弄出一个三国时期兵败荆州,被砍了头的关羽来树为荆州形象,要好很多很多!

      用毛泽东主席解读的“韩荆州现象”来宣传当今的“荆州形象”,如果宣传得当,宣传出气势和影响,让天下的贤能人才都像盛唐时期那样,奔赴荆州“鎏金”或者皈依“韩荆州”效力,让他们寄托希望能在荆州得到重用,被举贤荐能到最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才智能力,成就他们的创新和创业;让荆州再现贤能人士满街“如过江之鲫”,波动一池春水,与荆州和谐共生,为荆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建功立业,那么“荆州形象”自然会享誉全国,荆州借助于多多益善的人才资源和力量,一定能开创出新荆州的美好前程。

           2020.1-9.于荆楚 问心草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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